> 他很殷勤，太殷勤了。他经常送我一些小玩意儿：银质打火机，车玻璃制的胸
针等等。他送我这些小玩意时的神情，活像一个百万富翁把什么稀罕之物送给一个
乡下姑娘似的。
我倒不是存心搭架子，只是我从小家境富裕，好东西我实在见得太多了，别人
甚至都无法想象。但我还是每次都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并表示恰到其分的感
谢，不冷漠他，也不鼓励他。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嫁给他的，所以，我便把这
些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儿，小心地包上后存放在一只盒子里。
女儿丽娜一直以为，是她爸爸，把我从那贫困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既对又错。
丽娜不知道，她父亲像狗等在肉店前一样，足足耐心地等了我四年，最后我是怎么
答应他的求婚的？那是直到1946年的事。
一封天津来信告知我，我丈夫死了。在我未打开信以前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
了。果然，他是死了。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佣人杀死了。在他玩厌了又企图把她扔开
时，她用一把利刃刺死了他。
我想我早忘记他了，但一旦得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一阵钻心的痛苦：这个
好色鬼，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床上拉，连佣人都要，现在好吧，活该呀！痛苦过后，
我又感到一片无垠的空虚。
立时我决定了，我决定让圣克莱尔娶我。
圣把我带到美国来，这里的居室，比我在中国住的更小。穿着大号的美国衣服，
做一切原该是保姆干的活，笨拙地卷着舌头讲外国话，学习过西方的生活。我还生
了一个女儿，她似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
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
这一切，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时间久了，我也漠然了，无所谓了。我再也不是
一只生龙活虎的雌老虎了，早在我答应嫁给圣克莱尔时，我已只是一个没有人气的
活鬼了。
我能大言不惭地对女儿说：当时，我爱你爸爸吗？确实，这个男人每晚暖着我
的双脚，称赞我烧菜的手艺，当我给他生了个小虎女，当我重番拿出我小心保存好
的那些他送我的小玩意时，他竟感动得哭了。
我怎能不爱他？但是，那再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爱，那只是一种幽灵般
的爱。你知道什么叫幽灵吗？那种触不到摸不到，虚无飘渺的影子……
不过现在，我很爱圣，我们互相深爱着。我对他倾诉了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的过
去。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我不甘心把这一切带入坟墓。
这就是我要做的。多年的磨难和痛苦，令我对一切预兆更加敏感和灵验。我得
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她会与我今起来的，因为我俩都属虎，
斗本是老虎的本性，但我会斗胜她的，因为我爱她。
我听见，楼下女儿在与她丈夫讲话，那纯属毫无内容的泛泛之谈，他们只是貌
合神离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
早在花瓶砸碎以前，我就知道茶几会掀倒，花瓶会打碎，女儿会上楼来查询……
美国人？中国人？
——龚琳达的故事
一
女儿想去中国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可又有点害怕：“假如他们把我和中国
人混成一体，不让我回美国，那该怎么办？”
我安慰她：“别担心。在中国，你根本无需开口，他们就看得出你属‘外面来
的’了。”
“什么？”女儿不信。她从来就喜欢刨根问底。
“我说，你就是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化妆、不戴首饰，他们光从你走路的样子，
就看得出你是外边来的。”
女儿听了我这番话后很不高兴，因为言下之意，就是说她不像中国人。在她脸
上，显出一种美国式的痛苦。十年前，她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叫好，但现在，她却
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可她却已醒悟得太晚了。多年来我一直试
图教她讲中国话，可她就是听不进。她唯一能讲的中国话是“谢谢”，“关灯睡觉”，
“火车”和“吃饭”。可在中国，靠这些“关灯睡觉”的中国话，怎么行呢？她怎
么还担心会与中国人混为一体？事实上，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
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长期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
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什么叫美国的环境？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这
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
破头，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国，反正你可以任意改
变你处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
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
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听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巴嗒巴嗒
的，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
“喝干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对她说，“不要剩下一点，罪过的。”
“又来了，妈，你别这样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别再对我
管头管脚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时放弃过她？
二
女儿又要结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去请教她那有名的
劳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觉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
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人们会想，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
呀！
“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我说。
“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他的头发做得极好！”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自
顾滔滔地说开。
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判着我的头
发，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看，怎么都扁平了，波纹都直掉了。”她批评了一
通，“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从没进过美容院。”
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一种职业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么式样？”劳雷先生问，他以为我不懂英语，说着，捏捏我的头发。
“妈，你要做怎样的式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未及
我开口，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
否则待举行婚礼时，头发会蓬松起来。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也不喜欢太古怪。”
然后，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着：“是吗，妈？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
我笑了笑，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
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可我心里泛起的，却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
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
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儿，说了一番
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哎唷，真是不可思议，你俩长得多像！”
我笑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可我女儿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只见
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洗头！给龚太太洗头。”
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
“脸颊是一样的，”她指指我的脸颊，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后再撮起嘴唇，将
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与我比较着。
“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我随口说。
“什么意思？”她问。
该轮到我说了。瞧这两张脸，那么相像！这么说，连同快乐、悲忧、好运和过
失，都会十分相像了。
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时。
三
我的母亲——你的外婆，一次曾专门为我看了相。那晚正是大年夜，过了年我
将是十岁了，这在中国是一个大生日。或许正看在这一点上，她没有讲太多批评我
的话。
“你很有福气，”她说着捏捏我耳垂，“瞧这对又肥又厚的耳垂子，就像我的
一样。耳垂子边薄的，生来就是穷命。你长着一对好福气的耳朵，但你必须不放过
任何机会。”
然后她又轻轻拍拍我下巴：“下巴正好，不长不短，说明你的寿数恰到好处。
寿命太长也不好，变成一种负担了。”
至于鼻子，你外婆说：“你的鼻子也像我，鼻孔不太大，因此守得住钱财，鼻
子挺直，也是个好相，鼻子不正的女孩，运气总不好。”
然后她又掰开我的头发：“我们的额头也很像，或许你的前额比我更宽，因此
你比我更聪明。而你的发鬓长得比我低，这说明你在年轻时，生活上会有些坎坷……
眼睛也很好，是诚实热情的，你会成为个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媳妇。”
当时我还很小，我很希望长得更像母亲一点，因此，不觉时时模仿她的表情和
举止。
我变得和她越来越像了。可一次洪水，却让我和母亲分开了。我的第一个婆家
把我撵出来了，然后又是一场战争，接着过了一个大洋，把我带到新的国度。妈再
也不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脸相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嘴角开始者往两边耷拉，
而我的眼睛，也开始很美国化地左顾右盼，而在旧金山一辆拥挤的电车上，一个急
刹车，把我的鼻子撞歪了，那正好是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
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甚至在我还未去美国
以前，在北京，我就特地花钱请了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姐，让她教我该如何适应
美国的生活方式。
她曾经如此对我说过：“在美国，你万万不能对人说，你要永远留在美国。如
果你是个中国人，你一定得说你羡慕美国的教育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你必得向他们
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然后把学到的本领献给中国人民。”
“那……如果他们问我，我想学哪一门专业，我该怎么说？”
“宗教，你一定得说，你要学习宗教。”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导我，“美
国人对宗教，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因此在这方面，无所谓对
与不对。你只要对他们说：‘我是为上帝而赴美深造’，他们立时会十分敬仰你。”
然后，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
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在姓名一栏上，我填上琳达？孙，生辰日期：1918年5月1
1日，出生地：中国太原。而在职业一栏，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
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
‘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
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
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
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
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
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
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
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
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
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
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
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
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
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
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
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
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
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
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
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
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
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
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
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
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
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
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
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
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
之类？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
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
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
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
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
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
针等等。他送我这些小玩意时的神情，活像一个百万富翁把什么稀罕之物送给一个
乡下姑娘似的。
我倒不是存心搭架子，只是我从小家境富裕，好东西我实在见得太多了，别人
甚至都无法想象。但我还是每次都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并表示恰到其分的感
谢，不冷漠他，也不鼓励他。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嫁给他的，所以，我便把这
些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儿，小心地包上后存放在一只盒子里。
女儿丽娜一直以为，是她爸爸，把我从那贫困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既对又错。
丽娜不知道，她父亲像狗等在肉店前一样，足足耐心地等了我四年，最后我是怎么
答应他的求婚的？那是直到1946年的事。
一封天津来信告知我，我丈夫死了。在我未打开信以前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
了。果然，他是死了。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佣人杀死了。在他玩厌了又企图把她扔开
时，她用一把利刃刺死了他。
我想我早忘记他了，但一旦得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一阵钻心的痛苦：这个
好色鬼，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床上拉，连佣人都要，现在好吧，活该呀！痛苦过后，
我又感到一片无垠的空虚。
立时我决定了，我决定让圣克莱尔娶我。
圣把我带到美国来，这里的居室，比我在中国住的更小。穿着大号的美国衣服，
做一切原该是保姆干的活，笨拙地卷着舌头讲外国话，学习过西方的生活。我还生
了一个女儿，她似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
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
这一切，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时间久了，我也漠然了，无所谓了。我再也不是
一只生龙活虎的雌老虎了，早在我答应嫁给圣克莱尔时，我已只是一个没有人气的
活鬼了。
我能大言不惭地对女儿说：当时，我爱你爸爸吗？确实，这个男人每晚暖着我
的双脚，称赞我烧菜的手艺，当我给他生了个小虎女，当我重番拿出我小心保存好
的那些他送我的小玩意时，他竟感动得哭了。
我怎能不爱他？但是，那再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爱，那只是一种幽灵般
的爱。你知道什么叫幽灵吗？那种触不到摸不到，虚无飘渺的影子……
不过现在，我很爱圣，我们互相深爱着。我对他倾诉了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的过
去。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我不甘心把这一切带入坟墓。
这就是我要做的。多年的磨难和痛苦，令我对一切预兆更加敏感和灵验。我得
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她会与我今起来的，因为我俩都属虎，
斗本是老虎的本性，但我会斗胜她的，因为我爱她。
我听见，楼下女儿在与她丈夫讲话，那纯属毫无内容的泛泛之谈，他们只是貌
合神离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
早在花瓶砸碎以前，我就知道茶几会掀倒，花瓶会打碎，女儿会上楼来查询……
美国人？中国人？
——龚琳达的故事
一
女儿想去中国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可又有点害怕：“假如他们把我和中国
人混成一体，不让我回美国，那该怎么办？”
我安慰她：“别担心。在中国，你根本无需开口，他们就看得出你属‘外面来
的’了。”
“什么？”女儿不信。她从来就喜欢刨根问底。
“我说，你就是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化妆、不戴首饰，他们光从你走路的样子，
就看得出你是外边来的。”
女儿听了我这番话后很不高兴，因为言下之意，就是说她不像中国人。在她脸
上，显出一种美国式的痛苦。十年前，她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叫好，但现在，她却
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可她却已醒悟得太晚了。多年来我一直试
图教她讲中国话，可她就是听不进。她唯一能讲的中国话是“谢谢”，“关灯睡觉”，
“火车”和“吃饭”。可在中国，靠这些“关灯睡觉”的中国话，怎么行呢？她怎
么还担心会与中国人混为一体？事实上，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
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长期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
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什么叫美国的环境？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这
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
破头，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国，反正你可以任意改
变你处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
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
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听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巴嗒巴嗒
的，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
“喝干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对她说，“不要剩下一点，罪过的。”
“又来了，妈，你别这样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别再对我
管头管脚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时放弃过她？
二
女儿又要结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去请教她那有名的
劳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觉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
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人们会想，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
呀！
“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我说。
“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他的头发做得极好！”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自
顾滔滔地说开。
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判着我的头
发，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看，怎么都扁平了，波纹都直掉了。”她批评了一
通，“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从没进过美容院。”
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一种职业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么式样？”劳雷先生问，他以为我不懂英语，说着，捏捏我的头发。
“妈，你要做怎样的式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未及
我开口，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
否则待举行婚礼时，头发会蓬松起来。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也不喜欢太古怪。”
然后，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着：“是吗，妈？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
我笑了笑，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
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可我心里泛起的，却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
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
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儿，说了一番
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哎唷，真是不可思议，你俩长得多像！”
我笑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可我女儿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只见
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洗头！给龚太太洗头。”
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
“脸颊是一样的，”她指指我的脸颊，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后再撮起嘴唇，将
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与我比较着。
“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我随口说。
“什么意思？”她问。
该轮到我说了。瞧这两张脸，那么相像！这么说，连同快乐、悲忧、好运和过
失，都会十分相像了。
我想到自己的母亲，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时。
三
我的母亲——你的外婆，一次曾专门为我看了相。那晚正是大年夜，过了年我
将是十岁了，这在中国是一个大生日。或许正看在这一点上，她没有讲太多批评我
的话。
“你很有福气，”她说着捏捏我耳垂，“瞧这对又肥又厚的耳垂子，就像我的
一样。耳垂子边薄的，生来就是穷命。你长着一对好福气的耳朵，但你必须不放过
任何机会。”
然后她又轻轻拍拍我下巴：“下巴正好，不长不短，说明你的寿数恰到好处。
寿命太长也不好，变成一种负担了。”
至于鼻子，你外婆说：“你的鼻子也像我，鼻孔不太大，因此守得住钱财，鼻
子挺直，也是个好相，鼻子不正的女孩，运气总不好。”
然后她又掰开我的头发：“我们的额头也很像，或许你的前额比我更宽，因此
你比我更聪明。而你的发鬓长得比我低，这说明你在年轻时，生活上会有些坎坷……
眼睛也很好，是诚实热情的，你会成为个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媳妇。”
当时我还很小，我很希望长得更像母亲一点，因此，不觉时时模仿她的表情和
举止。
我变得和她越来越像了。可一次洪水，却让我和母亲分开了。我的第一个婆家
把我撵出来了，然后又是一场战争，接着过了一个大洋，把我带到新的国度。妈再
也不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脸相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嘴角开始者往两边耷拉，
而我的眼睛，也开始很美国化地左顾右盼，而在旧金山一辆拥挤的电车上，一个急
刹车，把我的鼻子撞歪了，那正好是在我们去教堂的路上。
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甚至在我还未去美国
以前，在北京，我就特地花钱请了个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姐，让她教我该如何适应
美国的生活方式。
她曾经如此对我说过：“在美国，你万万不能对人说，你要永远留在美国。如
果你是个中国人，你一定得说你羡慕美国的教育及他们的思维方式，你必得向他们
表示，你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然后把学到的本领献给中国人民。”
“那……如果他们问我，我想学哪一门专业，我该怎么说？”
“宗教，你一定得说，你要学习宗教。”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此教导我，“美
国人对宗教，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的想法，各有不同。因此在这方面，无所谓对
与不对。你只要对他们说：‘我是为上帝而赴美深造’，他们立时会十分敬仰你。”
然后，这女孩子代我填写了一份表格，我再把她所写的抄了一遍又一遍，直到
我完全能默写下来为止。在姓名一栏上，我填上琳达？孙，生辰日期：1918年5月1
1日，出生地：中国太原。而在职业一栏，我写上神学院的学生。
最后，在接受了我更多的钱之后，那女孩子又给了我一个忠告：“首先，你必
须找个丈夫，最好是找美国公民做丈夫。”
大约看见我吃惊的样子，她很快又补充着：“当然，美国公民也有中国人。
‘公民’并不一定指高鼻子外国人，但如果你丈夫不是美国公民，那你还得做第二
件事，就是生个孩子。是男孩或女孩在美国倒问题不大，反正他们都不会给你养老
送终的，你说呢？”我们哈哈大笑。
“不过，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小心，”她对我说，“如果移民局问你有几个小
孩，或者你想要几个孩子，你必须回答吓，你还没结婚呢。’语气要诚恳虔诚，表
情要真挚坦然。”
当时的我，一定显出一种困惑的表情，因此她马上接下去解释着：“要知道，
你一旦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他可以让母亲也作为美国公民留下，懂
不懂？”
但令我困惑的不是这，而是为什么她说我应该语气要诚恳，难道平时的我，给
人的印象还不够诚恳坦直吗？
我女儿总跟人家说，我是从中国经过一段长途颠簸才来到美国的。这话是不对
的。我并不是那样穷。我是乘飞机，而不是坐船来的。我的第一个婆家给了我一笔
钱，然后我做了十二年的电话接线员，也积了一笔钱，因此我并不穷。但我乘的那
班飞机，却飞了三个星期：它在香港、越南、菲律宾、夏威夷等地都要停留，因此
待最后抵达美国时，我再也扮不出一副真诚快乐的表情了。
女儿，你还者要跟别人说：我是在“中国屋”餐馆遇到你父亲的，说是我有一
次从甜饼馅里吃出一张命运纸，上面写着，我将嫁给一个黑黑的漂亮男人，我刚把
那张纸放下，那个饭店侍应生就冲着我笑，后来，我就嫁给他了。你真会胡开玩笑。
你父亲根本从未当过侍应生，我也从不上这餐馆吃饭。从来只有美国人才爱上“中
国屋”吃中国菜。如今这家“中国屋”餐馆已拆掉了，在原址上造起一家麦唐纳餐
馆，而中国招牌上则写着“麦东楼”三个字。这简直在胡搞，什么“麦东楼”！唉，
你呀，你们呀，都被那种假中国化迷惑住了。让我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你吧。
我刚到时，海关处并没人问过我什么刁难的问题，他们核对了我的证件后，就
让我进关了。我决定先去找那个北京女孩提供给我的地址。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
来到加利福尼亚街，看见一幢高耸的大厦，这是老圣玛利亚教堂，布告栏上写着：
上午七时到八时三十分，中国礼拜。我默记着这个时间表，以防万一移民局问我在
哪里做礼拜，我就可以对答如流了。随后我穿过马路，对面是一幢普通楼房，只见
墙面漆着这样的字样：今天的得救为了明天的安宁①——美国国家银行。当时我就
想，噢，那就是美国人做礼拜的地方。今天，那个圣玛利亚教堂还在，可当年那幢
低矮的银行已拆掉了，竖起一幢五十层楼的大厦，就是现在，你与你的未婚夫在那
儿供职，盛气凌人地应付每个纳税人的地方。
当女儿听到这里，总会乐得哈哈大笑。看不出吧，老朽的母亲也会讲几句笑话
的。
我继续沿着小坡路往上走，街道变得越来越狭窄、阴暗和肮脏，虽然一路上能
不时看看各种有中国特点的装饰，却都是粗糙蹩脚得很，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
总要把中国风味中最落后的部分作为特色来点缀？他们为什么不建造些庭园或水池
之类？
①英语得救与储蓄为同一词，琳达在这里搅混了。——译者注
我终于按地址找到了那个北京女孩提供我的地方，尽管我早对此不抱太高的希
望，但那个吵闹肮脏的环境，还是令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是一幢绿色大楼，一大
群孩子老鼠样在楼道上窜蹦着。在402号，一个老太太出来了，她一开口就抱怨着，
她足足等了我一个礼拜。然后，她又很快就写下几个地址给我，随后她向我摊开她
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
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